《“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第十期：文明传播与互鉴
本期主题：文明传播与互鉴
主持人：周和军
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副主编
主持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植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体现了中华文明兼收并蓄、求同存异、博采众长的特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文明的传播、传承和互鉴，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本期栏目以“文明传播与互鉴”为主题，邀请五位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出发，从宏观或微观层面切入，深入探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比较文学变异学、世界文学、比较文学与"人类审美共同体"、神话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比较诗学视野下的新时期意识流文学中的中西交流元素等问题，供大家批评指正！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下
的文明冲突与变异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解决东西方之间长期存在的文明冲突论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日益深入的全球化进程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增强文化自信与民族认同、积极参与国际文明交流史的书写是中国学者在新时代背景下的重要任务。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来源于自身厚重悠久的文明积淀。自有据可考的文明交往开始，中国文化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就未曾熄灭过。作为西方文明之他者，中国始终被参照着、想象着。不同时代思想家与文学家们的著述中都可以找寻到中国文化的身影，这其中褒贬不一，当然也不乏偏见与变异。
纵观历史，从冲突到融合是人类文明上升的主旋律，也是不同文明间交往的普遍规律。萨义德曾指出，“谈论比较文学就是谈论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比较文学变异学为超越文明冲突、实现合作对话、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变异学理论的提出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国话语”的号召，对此他指出:“要善于提出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
自诞生至今，变异学理论已赢得了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围绕这一理论话语而展开的比较文学研究也已收获丰硕成果。2013年，《比较文学变异学》英文版专著由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发行，进一步推动了它在英语世界中的学术影响力。哈佛著名比较文学学者丹穆若什(David Damrosch)评价道，变异学为英语世界的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中国视角，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学科延伸。对变异的关注一方面超越了亨廷顿式过分简单的文明冲突论，另一方面也走出了普遍的同质化现象。《欧洲评论》主编席奥·德汉(Theo D’haen)称，变异学标志了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将比较文学从西方中心主义方法的泥潭中解脱出来，推向一种更为普遍的理论。不难发现，从中国文论话语的立场出发，比较文学变异学以文化自信的姿态为国际主流学术界所认同接受。
具体而言，变异学的研究领域十分丰富，包括社会集体想象、创造性叛逆、文化误读等等，文学他国化是其中重要的理论创新点。所谓“他国化”，是指一国文学或某一文学现象在传播到其他国家时，经过文化过滤、译介、接收之后形成的一种更为深层次的变异，这种变异主要体现在传播国文学本身的文化规则和文学话语已经从根本上被改变，成为他国文学文化的一部分。佛教的中国化可以很好地对这一概念进行阐释。同所有异质文明的融合过程一样，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在相遇之初也经历过不少冲突。印度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至魏晋南北朝时社会动荡、战争频发的历史背景进一步催动了其接受。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外来文明的吸纳转换可以丰富自身的内涵，对他者的接受能力也能反映出自身文化生命力的旺盛与否。回溯历史，人类文化活动最具活力和创造性的时代，往往正是不同文明碰撞与激荡最剧烈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整体历史进程的高度，指出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观点纵然有其狭隘偏颇的一面，但在此之际借助对它的回顾可以使我们总结出一些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经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考察了“天然共同体”这一概念，即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共同体的演进过程。这种基于血缘的认同随着族群的发展壮大逐渐延伸到对语言、文化、历史的认同，由此也形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然而在全球化深入的今天，面临气候变暖、资源枯竭、恐怖主义等一系列全人类共有的自然与社会问题，旧有的狭隘认同感亟待更新，对一种全球性价值观的迫切需要已经成为国际共识，而这种新的认同感正是来源于彼此休戚相关的共同命运之中。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东西对话将日益频繁，关注差异、理解差异也因此显得尤为重要。比较文学变异学对纠正文明冲突中的绝对化观点，提升文化自信，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世界文学、比较文学与
“人类审美共同体”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教学研究会会长、
浙江工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段时期来，中外学界出现了一种文化“世界主义”倾向，受其影响，在一定范围内，“世界文学”成了文学“世界主义”之代名词，其所指是少数经济强国的文学。然而，马克思、恩格斯、歌德等有关 “世界文学”之论断告诉我们，世界文学是多民族文学相对独立基础上的多元共存，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即便是在网络化—全球化持续演进的未来，各民族文化也将是和而不同的多元统一体，而不是“世界主义”所期许的“强国文化”之一统天下，世界文学也不是少数经济强国之文学。
经济上的全球化不等于文化上的一体化，而是和而不同的多元共存。那么，全球化趋势下的世界文学也必然是多元共存状态下的共同体，而不是大一统的文学上的“世界主义”。既然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文学是非同质性、非同一性和他者性的多民族文学同生共存的世界文学共同体，那么世界文学的研究不仅需要、而且也必然地隐含着一种跨文化、跨文明的和比较的视界与眼光，以及异质的审美与价值评判。于是，比较文学天然地与世界文学有依存关系——没有文学的他者性、非同一性、不可通约性和多元性，就没有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显然，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自然地拥有存在的必然性和生命的活力，也是更新文学研究观念与方法的重要途径。
在全球化的境遇中，比较文学对文化的变革与重构，对促进异质文化间的交流、对话和认同，对推动民族文化的互补与质异文化的本土化，均有特殊的、积极的作用。因为比较文学之本质属性是文学的跨文化研究，这种研究至少在两种以上异质文化的文学之间展开，因此它可以通过对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学的研究，促进异质文化之间的理解、对话与交流、认同。所以，比较文学不仅以异质文化视野为研究的前提，而且以促进异质文化之间的互认、互补为终极目的，它有助于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使之在互认的基础上达到互渗互补、同生共存，使人类文化处于普适性与多元化的良性生长状态，而不是助长不同文化间的互相倾轧、恶性排斥。就此而论，比较文学必然抗拒文化上的“世界主义”。
正是由于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把文学研究置身于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大视野，既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互补，又促进着世界文学的发展与壮大，因而它自然也有可能为文学摆脱边缘化助一臂之力。不仅如此，在网络化—全球化境遇中，虽然有人担心甚至预言“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但网络化—全球化促进了文学的交流互补因而也促进了世界文学的繁荣，而在世界文学母体里孕育、成长，并在其生机中凸显其作用与功能的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无疑为文学研究者拓宽视野，形成新观念、新方法、新思路与新途径成为可能，从而使我们的文学研究获得一种顺应文化变革与重构的机遇。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通过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方法的推广、张扬与卓有成效的实践，我们不仅可以避免并扼制文学的“世界主义”倾向，而且可以推进世界文学走向一种“人类审美共同体”之更高境界。“将各国对待世界文学的方式进行比较研究，我们也可以更好地构建世界文学传统。我们可以避免过分强调几个文学大国……也可以避免向外随意地输出美国式多元主义。
“人类审美共同体”是一种经历了网络化—全球化浪潮之洗礼，摆脱了“世界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以及经济与文化强国的强势性支配与控制，文学与文化的民族化、本土化得以保护与包容，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信仰相对调和、相得益彰、多元共存、和而不同的新的世界文学境界。就此而论，世界文学以“各民族文学都很繁荣，都创造经典，彼此不断学习，平等、相互依赖而又共同进步的文学盛世”为目标。在这样的“人类审美共同体”里，中国文学和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定然有自己的声音和光荣的席位——正如歌德当年对德国人和德国文学的期许与展望一样。对此，今天中国的文学工作者无疑应该有这种文化自信和能力自信。
最后，我将继续引用大卫·达莫若什的话来结束本文:“如果我们更多地关注世界文学在不同的地方是如何以多样性的方式构建的，那么全球的世界文学研究就会受益匪浅，我们的学术和我们研究的文学也将具有全球视角”。
从神话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上海交通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神话学作为一门现代新学科，其诞生之际就被创始人麦克斯·缪勒命名为“比较神话学”。神话学在现代学术整体中，具有引领整个文科学术跨文化比较研究大潮的报春鸟性质。没有比较研究，就没有随后到来的知识全球化浪潮，也就没有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证性研究与思考的基础条件。
第一，人类文化源流的总体认知。虽然19世纪中期即麦克斯·缪勒时代的比较研究视野，还难以摆脱欧洲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束缚，因此仅仅局限在印度、伊朗和欧洲诸民族之间的神话比较，但这毕竟是带来了超越单一民族和单一国家的跨文化大视野。国家出版项目“神话学文库”收录印欧比较神话学第三代传人奥斯滕的《众神之战》，从文化基因的意义上，专门发掘印欧民族文明的尚武和好战品格，并结合印度和北欧神话中的战争与暴力表现加以突出的强调。反观中国学者陈建宪的著作《中国洪水再殖型神话研究：母题分析法的一个案例》，华夏上古神话不突出战争元素却大力弘扬战胜自然灾害的正能量主题，这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各自培育出的不同文化品格使然。
第二，旧大陆与新大陆的文明互鉴。从上述人类进化史大格局看，将“神话学文库”第二辑中的《众神之战》与《萨满之声：梦幻叙事概览》（哈利法克斯著，叶舒宪主译）对照阅读，会有意想不到的认识效果，带来前所未有的通观视野。《众神之战》专章论述旧大陆上印欧神话的蜂蜜酒——长生宴主题，揭示酒起源的神圣化意识过程，以及其催生神话幻象和神话叙事的驱动作用；《萨满之声：梦幻叙事概览》则专门描述新大陆印第安文化为人类发明烟草的独到创意，以及吸烟致幻带来的萨满幻象与神话幻境。作为人类最古老的精神遗产，新旧大陆上烟与酒的神圣化起源，各自独立发展。在哥伦布探险美洲大陆之前，居然是分别独立的传统，相互隔绝。同样道理，中国史前考古学给出酿酒起源的证据指向六千年前的崧泽文化和仰韶文化。从陶酒器到青铜酒器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中国礼乐文化的生成谱系。在酒器之上更加牵动华夏先民神经的还有玉礼器。若要写一部《人类命运共同体近代形成史》，新大陆的烟文化与旧大陆的酒文化在16世纪胜利大会师，将构成极为精彩的一章。
第三，全球视野中凸显中国神话的文化基因意义。玉石神话信仰理论与文化大传统的溯源意义，只有通过世界各古老文明的比较观照才得以彰显。神话学在这方面具有示范窗口的意义。“神话学文库”第一辑的《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已经清晰呈现出如何从比较神话学视角去提炼中国道路、中国话语、中国理论，以及升级版的中国故事的大体轮廓。“神话学文库”第二辑中陈建宪著《中国洪水再殖型神话研究》以500多篇洪水神话文本为素材进行整体模型分析，对华夏神话的文化价值认识提供前所未有的系统观照案例，启发人们去思考：为什么全世界的洪水神话都讲如何逃生（方舟故事型），惟独华夏洪水神话突出讲述英雄治水功绩和灾后重建？这和“多难兴邦”与艰苦奋斗的华夏精神是怎样的关系？田兆元著《神话叙事与社会发展研究》则侧重发现神话学给当代社会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资源意义与创意潜力。这部厚重的书启发我们，文化基因也是可以变异和再造的，我们应该怎样立足中国神话的丰富遗产而思考文化创造的“基因编辑”问题呢？
第四，多学科互鉴与交叉互动。从“神话学文库”的选题伊始，就考虑到中国当代学科体制将神话学归属民间文学，与国际神话学研究前沿差距非常明显，希望努力通过译介展现作为边缘学科和前沿学科的神话学如何引领国际学术创新。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毛泽东于1942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构建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土话语，同时对世界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形成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世界范围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思想传播最为广泛的文章之一。该文在英语世界中的传播掀起过三次高潮。
《讲话》在英语世界的第一次传播主要依靠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学的汉学家来推动。他们以“文艺思想控制说”为切入点，将《讲话》视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学政策和政治手段，用反意识形态控制的解读模式批判了《讲话》，试图与中国国内对于《讲话》的正面接受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中一些批评家以文学的批评标准贬低了《讲话》的内在价值，另一些则抓住意识形态的批评范式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给予了否定性评论，这即是王德威所提出的“社会批判”模式。显然，这些接受阐释和阅读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模式和国际政治局势的深刻影响，将探讨止步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并未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出发对毛泽东《讲话》的文本内容进行剖析。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了《讲话》的第二次传播与接受。文学控制论的解读模式依然存在。李欧梵在夏志清的指导下解构了五四文学传统和毛泽东《讲话》所构建的鲁迅文学的神秘色彩。他在为费正清撰稿的《剑桥中国史》(第13卷)中谈到了毛泽东的《讲话》。毕克伟和杜博妮指出，毛泽东文艺思想强调了意识和主体性的作用。然而，对于李欧梵而言，毛泽东对于五四文学传统中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大力批判是不公正的，是实用主义政治思想的体现。他认为，毛泽东虽然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出发，辩证地分析了普及与提高、动机与效果、政治与艺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但是“毛泽东只着重阐明了其中的政治意义，并没有展开相关的美学问题的讨论”。事实上，毛泽东《讲话》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发展留下了更多的阐释空间。因此，虽然李欧梵认识到毛泽东《讲话》的积极价值和贡献，并且将其看作是从五四文学传统转变为与广大群众紧密联系的文学创作的“第二次文学革命”。但总的来说，他还是采用了夏志清的批评立场。相反，大卫·霍尔姆(David Holm)批评了英语学界对于《讲话》的简单否定态度，他更多关注这种文学政策所带来的新的文学流派的创作。在此基础上，费尔班克的学生戈德曼继续对延安《讲话》做出了深入探讨。戈德曼将讨论置于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激进知识分子间的中国当代冲突之中，指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制定了对于知识分子和作家的政治控制政策之后，在1942年，周扬的主要职责是确保马克思主义正统思想在艺术创造领域，以及在各个文化活动领域的正常运行。然而在某些方面，戈德曼与毕克伟、杜博妮的理解又是一致的。
《讲话》第三次接受高潮的发生是以中国的全球化为背景。从1992年开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快速推进，中国同世界的交往日益加深，毛泽东《讲话》的传播与接受再一次在英语世界出现高潮，并且出现了新的不同的接受态度和阐释方法。推动第三次传播到达顶峰的学者是美籍华裔学者刘康。刘康以梳理“民族形式”这个关键术语为契机，触及了毛泽东《讲话》的核心思想，这一观点在英语世界汉学家中从来没有充分讨论过。刘康认为，“民族形式”具有调解毛泽东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体表征过程的功能。通过这种调解，毛泽东把国际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特有的实践联系起来，同时也解决了现代都市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紧张关系。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运用“民族形式”的观念来阐述生产-再现的美学与接受美学间的关系。刘康通过“民族形式”的概念重构了毛泽东的文化霸权论，阐释了毛泽东的另类现代性。遗憾的是，这些价值和贡献并没有被之前的英语世界的汉学家所揭示。笔者认为，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主张来对比研究毛泽东《讲话》，并不能更清晰地洞见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价值和超越性。因为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文化背景来看，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对中国来说都更具有参照性。所以，刘康的阐释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过度阐释。
自20世纪40年代到21世纪以来，毛泽东《讲话》中的价值和局限主要由英语世界的汉学家所揭示。如前所述，对于毛泽东《讲话》的文本阐释存在多种不同的接受态度和阐释路径。这些都代表着不同背景知识分子的不同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并且这种观点随着时代的变化也在上下文语境中不断更新：第一次传播主要从新批评角度集中对于《讲话》中的“文学思想控制”理论进行批判。第二次传播将《讲话》解读为文学理论，揭示出《讲话》独特而积极的文学意义，从而较大程度上改变了第一次传播中对于《讲话》的负面态度。第三次传播出现在中国参与知识话语全球化的时期。毛泽东《讲话》中关于审美-政治的文化霸权理论被重新解读，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后殖民理论的话语进行了深刻对话。目前，通过英语世界汉学家的努力，作为全球化时代性与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文艺思想得到了较好的阐释和解读。
比较诗学视野下的新时期意识流
文学中的中西交流元素
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副主编
比较诗学研究强调跳出本土研究领域，以一种他者眼光来审视和观照中外诗学。中外诗学互为异质文化，杨乃乔先生提出，“中外诗学双方之间互为他者，认同一个民族的诗学相对于另一个民族诗学来说，两者之间就像镜与灯一样，可以相互镜照与相互照亮。”中外诗学相互镜鉴，相得益彰，共同发展。从比较诗学的视野下聚焦新时期意识流文学中的中西交流元素，可以正本清源释疑解惑，在中西“会通”中激活中国传统诗学，促进中外诗学的对话与交流。
新时期意识流文学有两个源头,一是西方意识流文学，发挥着外来因素的启发和诱导的作用，决定了新时期意识流文学的名称和表述方式；一是中国传统的文学资源，影响了新时期意识流文学的内容和实际，是新时期意识流文学产生的内在依据和发展根基。
西方意识流文学作品和理论著述在新时期的传播与流布既迎合了当时艺术创新的要求，也给当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借鉴和启示，激活了长期以来中国文学实践中沉淀在历史文化基底之下的意识流技巧——心理描写手法；文艺心理学的复兴和崛起，让文艺逐渐回到文学自身，突出和高扬了文艺创作的主体精神和个体意识；“向内转”的深入探讨，引导文学向人的心灵世界、感受印象等“内宇宙”进军，为新时期意识流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技术根底和文化心理基础。
中国长期的文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心理描写手法，这些理论资源与西方意识流艺术有通约性和一致性。意识流并不是西方文化的专利，意识流就是表现真实的心理变化、情感状态和意识活动。意识流应该是人类共通的心理现象和意识规律，体现的是不分时空的人类自身的心理特征，这一规律超越了不同国界，不管人们是否发现或使用了意识流这一概念表述，意识流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或艺术技巧，都是人类共有的意识规律和文化遗产。中国传统的表现手法“兴”、“独白”等和西方意识流文学中的“自由联想”、“内心独白”存在着概念表述的相似性、发生机制的相通性和表现内容的一致性，集中体现了中西文学的可通约性。
中西文化有相异性，但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或相互生发。聚焦新时期意识流文学中的中西交流元素，探究中西意识流诗学话语中互识、互解、互补的基本内容和具体层面，有利于穿越中西异质文化差异的鸿沟，重视在中西诗学的相互参照中挖掘中国诗学的自身魅力和独特价值，重新发现新时期意识流文学的艺术成就和历史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艺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相互了解和沟通的最好方式”。新时期意识流文学是中西文学碰撞交流的产物，中西文学有着各自独特的文学传统、艺术观念、审美追求和民族特色，进行中西文学的比较及跨文化研究可以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互补，在文学对话与互动中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审美共同体。
排版：颜佳颖
审核：周和军 杜树标
2020-10期，总第10期
主编：王铭玉
副主编：田海龙 姜龙范 郭太 刘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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